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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去了一趟泗涇鎮(zhèn),它位于上海市松江區(qū)東北部,F在的泗涇鎮(zhèn)大街是近幾十年擴建的新城,高樓林立,商鋪云集。此行的主要目標是泗涇鎮(zhèn)上的“老街”。從地鐵9號線泗涇站4號口出來,在站臺附近掃單車沿泗陳公路向老街方向騎行,在文化路與鼓浪路交匯的大街上有一“泗涇公園”,順便進去看看,公園面積不大,園內夏木蓊郁,林間有泗涇名人馬相伯和史量才的石雕立像,栩栩如生。
導航顯示老街就在公園的南邊,但要出大門往右走一截文化路。這截文化路不太長,右側有一福田凈寺門樓,進去轉了一會就出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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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路往南走到頭就進入了泗涇老街的中段,地面不是老舊的石板路,竟是柏油路。
老街是一字街,不長,從東到西不足500米。街道兩邊建筑,新不新舊不舊,房屋建筑風格不一,年代感有點亂,可看出改頭換面的痕跡。開著門的是店鋪,關著門的,看不出是民居還是店鋪。街上路面較寬,表明開發(fā)“老街”時,可能將北邊的房屋后移了一些,網子圍罩著的,是正在建造的房屋。
街西頭有座高大的牌樓,坊額上寫著“泗涇古鎮(zhèn)”四字,這才是老街的入口。牌樓的東南邊矗立著一座黑色的塔,叫安方塔,為七層八角樓閣式,一至五層每層都有觀景平臺,越往上門越矮,觀景平臺也越小。這是老街上最高的建筑,應該是新建的,建造這個塔,有風水學上的意義,也有風景價值。只是塔未開放,不能登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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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街是東西走向,兩側多為磚木結構的兩層小樓,房屋進深都比較長,每戶通常為三開三進,三進之間有兩個等長的空間“院落“,形成了自然的“天井”,既用于采光涼曬,也便于人的活動,同時也用于安置綠植盆景,美化環(huán)境。
皖南和徽州地區(qū)古民居的“天井”和這里的“天井”不大一樣,徽州古民居,講究“四水歸堂”,聚氣聚水聚財。因此天井四面出檐較長,下雨時雨水從四面流入天井,既防房體潮濕,也便于雨天出入,更為了聚水防火,天井里通常放置大的水缸。而泗涇老街是河街格局,面河(或背河)而居,形成水街,無須聚水,所以,這里的民宅天井大都無出檐或出檐很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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街上的老宅名居很少!皬突睢崩辖,招引多種文創(chuàng)業(yè)態(tài)入駐,是目前一些老街開發(fā)中的一個常選項目,涇泗老街保存下來原生態(tài)的東西很少,迎街的大多是對老宅院進行一番精心修繕改造后入駐的文化休閑門店。如坐南朝北的一些門店:“月棲華明”(程宅,茶水店)、“南村映雪”(管宅,書店)、“等一朵花開”(丁宅,漫畫及文創(chuàng)店)、“松風聽音”(蔣宅,古琴文化空間)等。
值得一提的是“南村映雪”,兩進兩庭院,是由管宅修繕而成的一家書店。其中有上海、松江歷史的書籍及相關雜志,也兼營文創(chuàng)產品和咖啡。我注意到書架上擺有陶宗儀的部分作品如《南村輟耕錄》和《南村詩集箋注》等。
店名“南村”取自于元末明初文學家陶宗儀在泗涇的“南村草堂”。元末陶宗儀曾避兵亂遷居于松江,筑居于泗涇南村。當時松江名士邵亨貞與陶宗儀等人過從甚密,邵撰有《草堂記略》:(南村)“左右列琴瑟書冊,前后多桑麻竹樹,四顧皆平疇,遠水出戶則可覽江山之勝,四時有耕釣蠶收之營,晨夕有讀書談道之樂。”
“映雪”取自陶宗儀老友孫道明的藏書齋名。孫道明,字明叔,居泗涇,博學好古,藏書萬卷,每遇珍藏罕見的圖書或版本,便手抄,并請四方名士來校閱。他將藏書齋四壁的長窗糊上白紙,又在各類書套上懸掛潔白牙箋,美其名曰:“映雪齋”。
因年代久遠,南村草堂、映雪齋堂早無蹤跡,究竟在泗涇何處,已經失考了。這家“南村映雪”書店,算是對泗涇文學家陶宗儀和藏書家孫道明的一個隔空追念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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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街上坐北朝南的,如“吳氏花藝社”、“京士堂”(紅色記憶館)、“星巴克咖啡店”、“一尺花園寶綸堂”(茶飲店)、“馬泗濱堂”(民間藝術品收藏館)等門店,亦多為開發(fā)而成的文化空間。
這條街上真正算得上名副其實老宅的,是馬相伯故居和史量才故居。
馬相伯故居在“一尺花園”隔壁,坐北朝南,建于明末清初,是五進四院一廊的傳統(tǒng)院落式建筑,現存前廳、后廳,后廳四開間。南側有弓形軒、船篷軒,具有江南建筑的特色。宅子東邊還有一條長長的穿弄接街面,貫通前后廳。
故居亦是紀念館,用于陳列馬相伯生平事跡展覽。馬相伯生于1840年,中國近代著名政治活動家、教育家。震旦學院、復旦公學(復旦大學前身)的創(chuàng)辦人,也是輔仁大學的創(chuàng)辦人之一。蔡元培、于右任、邵力子等人是他的弟子。
參觀中,最讓我感動的是,1931年“九一八”事變爆發(fā),年屆92歲的馬相伯,挺身而出,發(fā)表《為日禍告國人書》,主張“立息內爭,共御外侮”,大書一幅“還我河山”,交由“救國會”去發(fā)表。4個月內,他連續(xù)發(fā)表12次廣播演講,為抗日救亡奔走呼號,發(fā)起多項抗日救亡組織并參與其活動。在上海和南京淪陷之前,馬相伯在李宗仁和于右任等人的安排下,經廣西前往陪都重慶,由于戰(zhàn)事等原因而繞到越南境內,被迫滯留在越南涼山。1939年4月7日,是馬相伯百歲生日,各地弟子和各大媒體向他祝壽,在回答《國際新聞》主編胡愈之采訪時,他一臉憂傷,嘆道:“我是一條狗,叫了100年,還沒把中國叫醒!”此言可謂痛徹心腑。滯留涼山期間,馬相伯生病,11月4日,溘然長逝,噩耗傳出,舉國震悼。
史量才故居,是民國時期著名愛國民主人士、杰出的新聞事業(yè)家、中國報業(yè)巨子史量才早年在泗涇生活時期的住宅。
由于史量才故居不建在街面,其南有建筑物遮擋,我在松江區(qū)第四中學大門口問人才找到。
院前有一牌坊,面向東。院子緊挨牌坊的是一幢坐北朝南的老屋。三開三進格局,四周圍墻將其圍住,形成花園式住宅。第一進為前廳,外立面為傳統(tǒng)槅扇門窗,第二進為傳統(tǒng)一正兩廂式布局,第三進為磚木結構小樓。始建于1916年,完工于1918年春,命名為“明德堂”。解放后曾作為松江縣人民政府辦公用房,現在用作史量才故居紀念館了。
史量才是一位捍衛(wèi)言論自由、不畏強權、為民眾發(fā)聲的報業(yè)巨子。他曾說過“國有國格,報有報格,人有人格”。由于史量才辦申報,經常公開發(fā)表對當時國民政府不滿不利的言論。1934年11月13日,遭遇國民黨特務的暗殺,終年54歲。
院內緊鄰史量才故居西側的是一座兩層的新樓,已有一家文創(chuàng)空間申報館入駐,用于舉辦一些展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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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史量才故居大門出來,向南走老到老街,有條過道通向泗涇塘。泗涇塘是一條較寬的河道,一座福連橋連接下塘街和河南街,方便了兩岸居民通行。
這座福連橋,由一個較大的拱洞和兩個極小拱洞組成三孔拱橋,其流線型的造型很亮眼,與街頭的安方塔遙遙相對,組成一幅美麗的橋塔風景。
不過,應當指出的是,這座福連橋,已在1986年作了改建:由原來的“八”字形橋面改為現在的“一”字形,橋身也形成了馬鞍形曲線。
上海周邊縣鎮(zhèn)的河,通常稱作“塘”。江浙臨海一帶湖港河叉較多,貨運和出行以水路交通為主,行河而船、跨河而橋、依河而街、因河而鎮(zhèn)。從明末清初到民國初期,泗涇古鎮(zhèn)曾因漕運、米糧而有過繁盛的景象,當時有“郡東十八鎮(zhèn),泗涇第一鎮(zhèn)”之說。但隨著陸路交通的發(fā)展,水運需求減少乃至萎縮,加上近幾十年城鎮(zhèn)快速的城市化建設,眾多單位和商鋪遷走,原住民漸漸搬離,老街空巢化嚴重,走向了衰敗。
現代旅游經濟和文化產業(yè)的興起,對拉動地方經濟發(fā)展有著不可忽視的作用,促使一些地方重視挖掘古鎮(zhèn)老街的歷史人文內涵,正是在這一背景下,泗涇老街才在一定程度上得以開發(fā)和重建,但就我所見的這條重建的泗涇老街而言,沒了老街原有的那種煙火氣,談不上什么原汁原味了,除了馬相伯故居和史量才故居能供人參觀憑吊外,那些新建的景點,徒具文化“空殼”,只具“打卡”意義。與上海周邊的朱家角、金澤、楓涇等古鎮(zhèn)的風貌不可同日而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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